如今，提起金融期货的危险性，人们就会想到1995年2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生的震惊中外的“327”国债事件。

　　1992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先向证券商自营推出了国债期货交易。1993年10月，上交所向社会公众开放国债期货交易。而“327”国债则是指1992年发行的三年期国债，1995年6月到期兑换。

　　对于当时通货膨胀率及国债保值贴补率的不同预期，造成了“327”国债期货品种的多空分歧。以上海万国证券为首的机构在“327”国债期货上做空，而以中经开为首的机构则做多。

　　1995年2月，一直在“327”品种上联合做空的辽宁国发(集团)有限公司抢先得知“327”贴息的消息，立即由做空改为做多，使得“327”国债期货在10分钟内上涨3.77元。做空主力万国证券公司立即陷入困境，按照其当时的持仓量和价位，一旦期货合约到期，履行交割义务，其亏损高达60多亿元。

　　为维护自己利益，“327”合约空方主力万国证券在148.50价位封盘失败后铤而走险，在交易结束前最后8分钟，大量透支交易，以700万手、价值1400亿元的巨量空单，瞬间把“327”国债价位从151.30元打到147.50元收盘，使“327”合约暴跌3.8元，并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

     当天夜里，上交所宣布当日最后8分钟的“327”品种交易异常，判定无效；这意味着万国证券当天的损失高达60亿元人民币。 鉴于“327”国债违规事件的恶劣影响，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被宣布暂停交易。

　　“327”国债事件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很多，但关键在于当时很多制度的缺失，如当时保证金制度的设置不合理，设置过低；持仓限制措施也不够严格；而且当时没有涨跌停板制度。而且当时市场信息的披露也存在严重的问题，让市场各方在占有信息的问题上并不平等。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在中国金融衍生品大会上，很多高层领导的讲话都没有回避“327”国债风波等问题。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风险归为操作人员的个人行为，而更应该检讨公司的授权制度等方面的责任。“我们应该学会让大家牢记失败的教训，让学费发挥最大的作用。”

　　在国际粮价上涨以及中国粮食供给相对于需求并不宽裕的背景下，国家战略性粮食储备主体全面控制市场粮源，导致粮价上涨

　　年关临近，各地粮油价格骤然上涨。近一个月来，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粮油涨价一度超过10%，河南、山东、江苏等粮食主产区自11

月初以来，粮价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尤以小麦为最。

　　粮食问题向来牵动各方神经。此番粮油涨价，是否因为中国经济出现通货膨胀所导致？在记者的采访中，绝大多数专家均认为，此次粮

油涨价与通货膨胀的相关性很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告诉记者：“目前由于通货膨胀引发粮价上涨的可能性很小。”

　　国内粮价上涨的一个背景，是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路易达孚北京贸易公司研究部经理李鹏说：“今年国际市场小麦的价格比去年上涨

了80%，与之相比，国内小麦10%的涨幅可以说很小。”

　　业内专家称，目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相对于需求，世界范围的粮食供给仍然偏紧。今年一些突发性气候因素，更是加剧了供需不平衡

。中国农业部2006年10月《小麦市场监测信息》称，世界小麦主产国中，大多数国家受不利天气影响而减产。其中世界第三大小麦出口

国——澳大利亚因出现“千年一遇”的干旱，2006年小麦总产量比去年下降55%，达到12年来的最低点，直接影响世界小麦供应，导致小麦价

格创出十年来新高。

　　中国粮食的基本供需与世界的情形有相似之处。此前的七八年间，中国粮食的供需偏紧，库存处于不断减少状态。这种情况自2004年以

来有所缓解。2006年是2004年以来粮食连续第三年丰收，市场对于粮食供给普遍比较乐观，今年上半年，主要粮食品种价格还时有下跌。但

进入11月后，全国大范围内粮食骤然涨价，显得十分蹊跷。

　　在记者的采访中，主流的意见认为，国际粮价的上涨，是影响国内粮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更值得关注的原因是，在中国的粮食供给

依然偏紧的背景下，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下称中储粮公司)作为国家战略性粮食储备主体，超常规、大规模收购小麦等主要粮食品种，全

面控制了市场粮源，导致了这次涨价。

　　源起“托市收购”

　　今年5月中旬，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基于当时“小麦市场价格出现季节性下跌”，为“保持小麦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发布《2006年

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要求自2006年6月1日至9月30日止，对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等六个小麦主产区执行最低收购价

政策，最低收购价为每市斤0.69元0.72元。

　　据国家粮食局统计，今年中储粮公司及地方储备粮公司以“最低收购价”收购小麦815亿斤，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40%以上，占小麦商品

总量的60%以上；河南省一些地方甚至粮仓爆满，露天存放。

　　在记者的采访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晓黎的看法颇具代表性：“此次粮价上涨，问题出在流通环节，主要原因可能是

中储粮公司‘托市’收购太多了，投放市场又不及时。此外，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涨也影响国内市场。”

　　中国的粮食供给近年趋紧。2003年10月的粮价上涨，促使中国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刺激粮食生产，中国粮食自2004年始至今连续三年丰收

，同时，国内粮食的需求量并没有大幅增加，本来对此有很大的缓解。

　　据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前总经理高铁生预计，2006年，中国粮食总消费量将首次突破1万亿斤，而去年的这一数字为9955亿斤，消费增

加有限。从总产量看，去年粮食总产量为9680亿斤，据新华社报道，今年的夏粮比去年增产7%；在秋粮方面，虽然中晚籼稻产量下降，但粳

稻、玉米产量小有增加。从全年看，2006年仍属丰收年，供求矛盾并不特别突出。

　　但是，11月初，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玉米和小麦骤然涨价，稻谷也有相当程度的涨幅。加之国庆节前后出现的食用油大幅度涨价，市场

各方对此感到紧张；一些城市粮价涨幅达到20%，天津甚至出现了小范围的“抢购”。

　　对此，官方的看法是，目前粮价只是恢复性上涨，随着政府拍卖“最低收购价粮”，涨势应不会长期持续。“目前国家的粮食储备很充

足，随着临时存储粮投放市场，粮价应不会涨很多，整个市场翻不起大浪。”资深粮食问题专家、国家粮食局专家组顾问李思恒对《财经》

说。

　　但也有市场人士认为，此次上涨是中国农产品价格被低估所致，因此政府把今年的临时存储粮投放市场，不见得能够平抑高企的粮价。

“粮食购销新版图”

　　与过去主要由国有粮食流通企业收购不同，今年执行最低收购价的主体为“中储粮总公司及其有关分公司”，以及上述六省主产区和北

京等七个主销区的“省级地方储备粮公司”。由于中储粮公司等收购粮食有农发行贷款支持，而且当时“最低收购价”高出市场粮价，农民

售粮踊跃，甚至可能把往年的陈粮也卖了。

　　据接近决策者的人士透露，当时农民售粮积极性高涨，加之地方政府对“托市收购”赞赏有加，于是高层决定，不再限制最低价收购的

小麦总量，而是由中储粮公司“敞开收购”。结果中储粮收购的小麦竟占到小麦总产量的40%以上。

　　正是由于今年小麦“最低收购价”高于市场价，最初大多数民营面粉厂商按兵不动，意在等中储粮公司停止收购后再到市场购粮。但谁

也想不到，由于中储粮公司掌握了大部分粮源，在春节前最需要购进原料的时候，却买不到粮食。

　　临近春节，正值粮食购销旺季，市场上各民营粮商和加工商却缺乏粮源，小麦和面粉价格自然上涨，同时引发副食品价格上涨。

　　迫于各地粮价上涨，政府有关部门决定自11月初“开仓放粮”，并分别于11月3日、25日、30日、12月7日在郑州和合肥等地公开拍卖

2006年中储粮公司新收购的“临时存储”小麦，总量超过400万吨，但平抑粮价的效果并不明显。

　　12月7日，《国家临时存储粮食销售办法》全文公开。该文件由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粮食局、农发行、中储粮公司等联合发布，并承诺

国家将“安排临时存储粮在粮食批发市场上常年常时公开竞价销售，保证市场供应，确保粮油市场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

　　所谓“临时存储粮”是指“国家指定中储粮公司执行最低收购价预案收购和国家组织进口、并委托中储粮公司临时存储的粮食”。通俗

地说，就是中储粮公司按照最低收购价收购的国内粮食和国家进口的储备粮。

　　值得注意的是，11月初以来，政府投放市场的400多万吨最低价小麦，拍卖底价都高于当初的最低收购价，从而作为惟一的卖主——中储

粮公司实现了“顺价销售”。对于中储粮公司来说，可谓“好事成双”：“托市收购抬高了粮价，高价卖粮又增加了利润。”这还被认为是

今年粮食调控政策的成功之举。

　　但在专家看来，这却是对中国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的讽刺：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远未成功，民营流通企业正在发育，现实中却出现了一

个新的垄断市场粮源的“巨无霸”——中储粮公司。崔晓黎就指出，中储粮公司本应主责粮食战略性储备和管理，但现实中却以执行最低收

购价为名，全面掌握粮源，抑制了民营市场主体的发育，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1998年，中国政府曾推出史无前例的“粮改政策”，所谓“按照保护价敞开收购，收购资金封闭运行，收购粮食顺价销售”，其结果是

给财政留下数千亿元的粮食“坏账”。

　　在今年国际粮价大幅上涨、国内供给偏紧的背景下，新的“敞开收购”政策似乎取得1998年政策所不能取得的效果。但是，这是国内外

多种因素作用的偶然结果，并不意味着这个政策的成功。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政策使“最低收购价”变成了“定购价”，取代了市场价格，

民营粮食企业无法收购，扭曲了市场信号。

“粮改”前行歧路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民营粮食流通和加工企业都担心，未来自己不得不面对一个注定不可战胜的对手——中储粮公司。这个竞争对手的

收购资金由国家政策性银行提供，收购费用和临时存储费用由财政承担，收购贷款的利息由中央财政补贴。

　　“敞开收购”的背后也有利益之手。据《200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执行此次收购的中储粮公司及其分公司，每收购一斤小麦

，可以有2.5分钱的费用补贴，同时，中央财政再拨付4分钱的临时存储保管费。

　　据记者了解，中储粮公司之所以能“敞开收购”，一个深层的原因是今年最低价收购的操作模式与往年有明显的不同。

　　过去，国家最低收购价的执行主体是国有粮食企业，具体程序是由调控部门下达最低价收购指令，由各地农发行贷款给国有粮食流通企

业，相关收购和存储费用由财政部门与粮食部门协调，支付给国有粮食收购企业。粮食收购结束后，交中储粮公司管理。

　　据知情者透露，2006年最低收购价执行主体已变为中储粮公司及其分公司。农发行贷款也不再对准粮食流通部门，而是对中储粮系统发

放，由中储粮公司委托各地国有粮食流通企业代收代储。中央财政负担的收购、存储补贴也由中储粮公司掌握并统一支配。

　　“今年的最低收购价操作程序与往年不同，中储粮现在是‘大东家’，中储粮收购粮食由财政补贴，亏损由财政承担，买进来不卖，财

政还要支付保管费。地方粮食流通企业为了挣保管费，争着给中储粮‘打工’。”资深粮食经济专家李思恒告诉《财经》记者。

　　操作的结果是中储粮公司掌握了资金和收购的主动权，自然就有多收购的动力，各地具有收购资格的粮食流通企业由往年的“收购主体

”沦为给中储粮“打工”。据业内人士估计，今年的815亿斤最低价小麦，绝大多数还是由地方国有粮食企业收购，并存进这些粮食企业的仓

库。

　　事实上，由于中储粮有中央财政和农发行“撑腰”，原本有最低价收购资格的各省地方储备粮公司也无法与之对抗，绝大部分的小麦和

稻谷都纳入中储粮公司囊中，更使得粮食市场“风声鹤唳”，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只能甘拜下风。

　　更有甚者，当前有些部门已提出，政府“托市”政策要扩大化，棉花也要“托市收购”，而且不要限制时间，由政府储备机构常年收购

。对此问题，大多数专家深为担忧。中储粮总公司前总经理高铁生警告说：“粮食流通出现了逆市场化倾向，有些地区正在走回头路。”

　　专家认为，“最低收购价”政策并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的最有效办法。根据国际经验，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政府投入的资金中，真正

被农民获得的只有25%，其余部分全被流通环节拿走了。

　　“粮食储备本是为了应对粮食短缺，但是却与最低收购价结合起来，成为相关机构经营牟利的工具，甚至人为造成粮价上涨，这证明了

决策者基本上没有汲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粮改的深刻教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告诉《财经》记者。